IDEA 之 CROSSING 渡

IDEA 特別推介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「國際綜藝合家歡 2007 」之「新人類系列」節目香港中文大學 邵逸夫堂 香港戲劇工程 聯合統籌
《渡》粵/英/法/印度語 20-22.7.2007 7:30pm香港大會堂劇院
第一部份— 天外天劇場導演/導師:吳偉碩(梵谷)梁遠光
第二部份— 青春國際交響曲導演:黃美蘭 (新加坡)洪節華
第三部份— 渡創作及演出： 醒覺劇團 (印度) & 法國青年劇團 (法國)

上星期六晚去大會堂看「渡」。先前有很足的心理準備不知看甚麼，所以第一場由香港中學生演出的「天外天劇場」，對其青澀稚拙毫不意外，畢竟香港中學生來來去去都是講這些，就算走出家庭，也走不出香港，其關心離不開自身，而對社會的觀察極其量是覺得檢垃圾阿婆好慘，銅鑼灣好多人，好逼。 全劇基本上所有台詞都是陳腔濫調，肢體語言也只限於行行企企跑跑，實在有更大的進步空間。而更可悲的是，我們香港的下一代努力思考過後，對世界的認知仍離不開社會的框框。如果說全劇有無亮眼的地方，有一句台詞倒是讓人如今還記得的，舞台上演員向父母講心底話，有個女孩子說，媽媽，每次你問我夠不夠零用錢時，我覺得你是最溫柔的。 這才像話，有點個性。

第二場由黃美蘭導演的「青春國際交響曲」則帶來很大的驚喜。一眾演員是各色人種，黃白黑棕都有，大家都講各自的語言，舞台肢體語言非常成熟，而演出的議題涵括年青人對戀愛，對性別，對墮胎，對語言，甚至對建制等等的探討。真箇是青春活力澎湃。我們可能聽不明白法文，印度語，日文，但劇中有台灣及香港的演員，嫻熟的肢體語言及片段的語言提示成功吸引了觀眾，大家看得非常明白，也從他們的眼睛重新看這個世界。

第三場由印度及法國劇團合作，演出一個有關偷渡者的故事。可惜演出太借助語言的表述，內容又太過冗長，觀眾欠投入，也没有帶出法國及印度與偷渡的時代社會背景，而離香港的語境則更遠。雖然一眾演員的演出很奔放有力，但台下的我則在喋喋不休的細節中疲倦得很。

這次的演出是IDEA的交流工作坊演出節目，三場演出並不是要作比賽，最重要的是交流，從人家身上反省自身，香港的同學，你們看到了甚麼呢?

Jude Law 與 我 (書展前哨的遐想)

2002年秋季至2003年夏季，作為剛從研究院畢業出來的熱血青年，我義無反顧地投入了本地出版界，作為初出茅廬的Book Editor，很多地方要學習，當然也在很多地方犯下了今天看來幼稚的錯誤。

看荷里活愛情喜劇Holiday, 萬人迷Jude Law扮演的單親爸爸就是Book Editor，看他戴上黑框眼鏡，晚上在家裡看書稿，那種迷人的氣息會讓人對這個行業產生浪漫的幻想，更何況，他還經常有空去酒吧喝上兩杯，再和金髮女郎一夜銷魂，更有三個可愛的小寶貝，這種圖像簡直是所有香港Book Editor的幻想吧，現實中，Book Editor的金髮女郎與馬天尼都會換成快餐店的外賣晚餐，晚晚相對的是對不盡的書稿，或者鬍鬚滿面，雙眼失神的Book Designer。

那一年，現在看來，雖然是痛苦的一年，卻絕對是值得的一年，而當時我的信念是怎樣也要做滿一年，等經歷了書展才離開，雖然在書展前離去會輕鬆許多，但没經歷過書展，我總覺得不算一個完整的Book Editor，更何況，人總要有點責任心吧，對自己也不能輕易說放棄啊，總要對得起當年得到這個職位時的興奮吧。

書展前的幾個月，對編輯來說絶對是地獄，因此逛書展，我或許會更明白拿在手中的書，絶對是有血有淚，不知道是犧牲了多少休息時間才換來的。另一方面，因為曾經做過這一行，對書本自然多了另一重評審準則，看它編得怎樣，一本書編得好不好，絶對影響它的表達質素，甚至市場的定位。

今年是會去逛書展的，但不準備買甚麼書，當是逛逛了解行情，因此有甚麼要買的書，現在會在書店悠閒地買，幹嗎好像十世没讀過書似的，去書展搶呢? 說回近期買的幾本書，看了不得不發表些意見。(以下的幾篇BLOG就是我對香港書市的一些觀察)

以「香港」為題的兩本新書

昨晚逛商務，買了兩本以香港為名的書：一是牛津出版社《今天》夏季號，由葉輝主編的「香港十年」專輯。二是林沛理2007年7月由次文化堂出版的雜文集《香港，你還剩下多少?----香港例外主義之死》。

先說林沛理，這幾年家裡訂的《亞洲週刊》，必看他的專欄「一夫當關」。另外先生由於工作的關係，也會定期看他主編的「MUSE」。林沛理這個人，怎麼說呢，應該是很有意思的一個怪才。因為敢說敢言，想來在文化圈人緣不是太好，要不然，我在商務轉了一大圈，就是找不到他這本新鮮熱辣的作品。後來在不顯眼的書架上找到一本，要知道，新書不平放在新書上市的展示台，一開始就上架是件多殘酷的事。

這當然也和出版社與書店的工夫做得不夠有關，總之很多因素決定了一本書的銷情(出版社在此書的編輯與設計上，犯了與《讓沉默說法》一樣的毛病)。說說為甚麼我必看林沛理的專欄，首先他做深度影評是我向來感興趣的題目，另外他也會對社會現象作分析，同時輔以很多學術名詞作討論基石，對學院派的我，看他如何用理論也是一件大有趣味的事。

林沛理的觀點不能不說是帶有偏鋒的，有時你未必會同意他的看法，但不得不佩服他獨排眾議的勇氣，獨立而鋒芒的思考角度，迂迴曲折，柳暗花明，豁然開朗的邏輯思維推進。看林的文章，其感覺可借用王小波的書名-----為《思維的樂趣》。當大家都讚賞龍應台，陳冠中的文章時，林指出他們文章與思維內裡迴避的一面，簡單來說，他看到我們看不到的。

可惜的是，作為一位對香港文化有如此獨特觀察的獨立知識份子，傳媒似乎並没有給予他太多發聲空間。《明報》的星期天副刊編輯陸鈞以調侃的口吻介紹林的此書，並設想林要是坐在台下舉手對台下的書展嘉賓龍應台提問，是精采可期的一件事。 要知道，以林的身份，怎麼可以認同這種台上台下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呢? 而要問的是，書展當局，為何不安排林沛理與龍應台甚至陳冠中在台上開龍門陣呢? 三人以平等的位置對談，其火花想必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有一定影響。而書展會選的，永遠只是大眾受落的「公眾知識份子」，我想自命為「公共知識份子」的林沛理(欲知兩者有何分別，請看林在此書的〈大陸公眾知識份子〉一篇)，心裡在某程度上一定是有些落寞與寂寞的。在這裡，我想借用王小波的另一篇文章來安慰他，做為「一隻特立獨行的豬」，是命裡注定寂寞的。

往好的看，起碼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，不是仍在茫茫書海裡淘到了這本《香港，你還剩下多少》，仔細看了，也思考過了嘛?

《今天》作為一個品牌，加上牛津出版社向來的高級知識份子形象與江湖地位，已經注定此書在包裝排版及市場行銷上的先天優勢。果然，商務不止一個櫃位平放了此書，總之走到哪裡都很容易見到，黑色的封面更貼上了顯眼地黃色標籤，寫著「最新出版」。而專題名為「香港十年」，在黑色襯以一抺光亮的「QUEEN’S PIER」照片中，焦點突出，讀者很容易拿起翻閱。如果是第一次拿起這本書讀者，怎麼會知道拿起的其實不是一本書，而是一本與中國當代先鋒文化運動息息相關的「反動」雜誌呢? 這一期，原本的主編北島讓位給香港資深文化傳媒人葉輝，請他編一本關於「香港十年」的專輯。翻開目錄，盡是熟悉的名字，四個訪談，加上學者作家的評論與創作，總結了香港文化界這十年來的面貌， 如文學、文化、電影、社會運動。看小思的訪談，她說到大陸對香港文學歷史的錯誤書寫，是資料處理得太隨便。我想，《今天》應該不可能在大陸發行吧，這本《香港十年》所展現的香港本土文化主體面貌，可惜又不能為更多的國人認識，他們所知道的香港，或許還是離不開會展的金紫荊，尖沙咀的星光大道與紅磡的金馬桶吧。

但作為香港人，實在應該看看文化界，認認真真回顧香港十年的發展，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吧。

兩本以「香港」為題的新書，都值得關心香港的香港人一讀。而讀書與買書，誰說一定要等到書展?

《讓沉默說法》的編與寫

朋友介紹趙來發的《讓沉默說法》，看完後第一時間感覺出版社浪費了這麼有意思的內容，無論是在編輯或市場定位及宣傳上，皆可以做得更好。或許是以前在一間極度商業的出版社工作，親睹及親身製作一些毫無內容的東西，編輯可以把它變成一本十足可觀的熱賣商業作品。對於一些有內容的作品，見到這樣粗枝大葉的處理，真是有點心痛。近年心靈類的書籍在書市大賣，說真話，裡面少不了商業計算，精美的設計，簡約易讀的編排，擊中人心的宣傳語，與書商及其他商業機構的合作等等，才能造就社會話題，書才會熱賣。

《讓沉默說法》是一位本港資深傳媒文化人的故事，從個人靈性的追尋，到患上癌症，到尋找另類治療，再到講述跟隨印度靈性老師的種種，繼而分析現今世上種種靈性教派的故事。如此豐富的內容，要一本書處理，普通讀者不容易接受，內容有親身經歷，也有學理分析，更有訪問，400頁密密麻麻的字，前言加附錄共有15個章節，讀者讀得眼花瞭亂，不容易捉到一個焦點。次文化堂的Book Editor 和Designer在這本書的書背選印了大量書中的重點語句，讓人看得一頭霧水，更加上「尋找隱世心靈大師」之類俗不可耐的宣傳語，把原本高層次的內容降低為低層次的非專業之作。

像這種靈性書籍，LESS IS MORE，留白是很重要的技巧，讓讀者去思考，再說通常這類讀者基本上來自中產，不介意多花點錢，也就是說，可以分拆處理。先打響品牌，以個人故事作為首集，講到印度學道，患病後的經歷，以一個香港人的思悟靈性之旅作焦點。香港人通常都比較八卦，對這類真實個案，加上新紀元元素應該會受落。(當然精美時尚的排版與圖片是必須的，而不是像現在一樣，把甚麼都推出來。)

第二集可以專講作者在印度的靈性老師PAPAJI, 除了描述外，也可設計一些對談章節，針對現代人的心靈疑惑，EDITOR和DESIGNER在這裡要多花點心思設計排版。第三集作為一本講評知識性的書，講述世界各地靈性教派的發展，如原書中對日本真理教麻原彰晃的分析就可劃入此冊。

全書一拆為三，每本一百多頁，加入時尚設計，簡約的文字排版，清晰的市場定位，想來應該更為注目。第一冊針對對傳記故事有興趣的讀者，以新紀元與另類醫學為切入點。第二冊針對對印度靈性老師有興趣的讀者，以親身訪問與生命對談為切入點。第三冊針對對新紀元運動有興趣的讀者，從宏觀描述到客觀分析，以開拓香港人的視野，帶入時尚話題為切入點。在新書宣傳時，可以與書店配合開設講座，甚至與新紀元音樂、有機食物，甚至冥想、瑜伽工作坊配合作宣傳。未來人類心靈是商業上的藍海(進念的《華嚴經》是自是近來商業上的成功例子，無論是舞台表演，場刊還是演後對談，場外唱片海報義賣，合作伙伴都營運出色)，但如果捉到了鹿，不懂脫角就實在可惜。

雖說靈性題材的作品以這麼多商業計算來經營，作者可能並不想這麼做，出版社也未必有這麼多人力物力來經營，但讓一本有內容的好書進入大眾市場，不正是宏揚出了精妙法理嗎? 至於市場計算，這只是出版社的專業本份而己，可惜的是，香港有太多没內容的書做盡市場計算，書展中賣得沸沸揚揚，聲勢奪人。但有內容的書反而隨隨便便印好便推出，結果淹没書海。

這，是不得不讓曾為BOOK EDITOR的我，憤恨的。

隱修院的笛聲

連續兩個週末，到了離島。

上星期是包船與教友去朝聖，先到大嶼山神樂院，參與一場修士的午前祈禱與彌撒。這座修院建得很隱蔽，在愉景灣與梅窩之間，自已有個小碼頭，我們下船後，要步行十五分鐘才能到達修院，沿途的大樹上掛了十四處苦路，陽光曬得好猛，大家都汗如雨下，還要和蚊抗戰，抬頭更有嚇人的巨型蜘蛛盤踞樹間，好不容易到了修院，進了小教堂像進了第二個世界。修院生活是艱苦的，我們一早已知道，所以對没有冷氣毫不意外，但忍受不忍受得了又是另一回事。

修士們陸續來到教堂，對我們當然是視若無睹，作為一間隱修院，據聞他們非必要是不會說話的，沉默也是修行的一大部份。有意思的是，它們的穿著似乎是中世紀的傳統白色長袍，外加黑色類似長背心的衣服，三十多度，沒有冷氣的教堂，早己令我透不過氣，但他們，氣若神閒地吟唱午禱，聽不出唱甚麼，只知道低吟的男聲響徹教堂，歌聲具有鎮定沉穩人心的力量。到了彌撒部分，熱得我們更透不過氣，我幾乎懷疑自己是否中暑，但修士與神父完全在神聖的世界中，唸經祈禱吟唱，我等凡夫俗子要修成正果，還有漫漫長路，就這一項克服堅苦的物質生活，已是好難的事。

彌撒過後，修院當家莊神父帶我們到了另一處類似貨倉的平房，原來是一座更簡約的小教堂，長方形的空間裡，兩邊以茅竹砌成兩牆，正面是一大道玻璃，玻璃外是一個小庭院，中間竪著非常簡單的木十字架，伴著陽光上的綠色仙人掌與紅色鳳仙花。室內地面是粗糙的混凝土地，我們坐在木椅上，看莊神父播放的神樂園短片，(神父只講了開場白就離去，真是貫徹隱的宗旨)。片段中講述神樂院的歷史，原來修士要花七年的時間修道，每天除了祈禱外，還會做一些神學哲學的研究，看書思考是必然動作。當然，不能缺少勞動，以前這裡曾做牧牛，片段中，修士在趕著黑白相間的乳牛從圍欄前走過，當然現在修院已有了結束了這項工作，以前香港人喝的十字牌鮮奶就是來自這所修院。錄影片段中又說，修士除了種菜還會做曲奇餅，教會曾派修士專程到日本的修院學習烘焙技巧，故大嶼山神樂園還有修士親手做的曲奇餅。片段中見昏暗的餅房中修士在火爐輸送帶上翻動剛烤好的曲奇餅。

片段中修士除了種菜，牧牛及烤曲奇外，當然佔更多時間的是閱讀與思考。錄影中修士坐在樹林中，坐在小溪旁，伴以悠揚的笛聲，讓我們看見大自然之美，但這種生活當然要付出代價，離開城市，離開家人，學習寂寞，學習和神對話，並不是每個人都耐得住的。

在彌撒完後，我們看見修士以輪椅推著一名白鬚神父離開教堂，我們沉默微笑地向著這位長者彎腰點頭，只見他也對我們微笑，擺一擺手便離去。後來莊神父告訴我們，這位高神父已110歲。

離去的時候，除了手上拿著神樂院莊神父的笛子CD外，意外地發現原來曲奇餅並不是過去式，現在修士們仍有製作，並且修院的曲奇餅，曾拿過日本的大奬。我和另一位太太買下了最後兩盒，在回程的船上，大家分吃著曲奇餅，心裡由衷地喜樂。

神樂院出的CD與曲奇餅，其方式一方面是補貼修院的支出，另一方面，卻非常低調，數量寥寥可數，甚至根本不告訴你仍有曲奇餅。這種經營方式，看似矛盾，卻又令我非常歡喜。

回家播放在神樂院買的莊神父吹奏的笛子與吉它合奏的CD，裡面的音樂除了有天主教的音樂聖詩，神父講小毛蟲的故事外，讓人意外的是，竟然有一首笛子獨奏是弘一法師的「送別」。

其實在那座混凝土的玻璃小聖堂，離去時我就發現，毛竹牆背後有塊小黑板，上面用白色粉筆寫了兩首詩，一首是「陽關曲」另一道就是「長亭外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……」上世紀弘一法師填的詞，緣何會在這座海邊的小修隱院出現呢? 修士們在學習吟唱嗎?

十年臨流鳥，從看到被看

2007年7月1 日，香港回歸十周年，文化中心劇場由陳炳釗與張藝生聯手執導的《飛吧! 臨流鳥，飛吧! 消失的翅膀》重演。觀眾比想像中的少，九七前後，文化界與傳媒熱烈討論的香港本土文化身份，本土歷史追尋等議題，在十年後的今天，被某種東西掩蓋了。這種無聲無息的消失，就像看完演出離開文化中心時，被劇場外被湧向尖沙咀的人潮默默吞噬。今天，人們所關心的不再是歷史的深度，深度在後現代社會一早己成為貽笑大方的名詞，人們所關注是今晚維多利亞港上空的煙花是否燦爛，我們是不是能看到傳說中散化成「中國人」三字的煙花。至於我是「香港人」還是「中國人」還是「潮州人」等的爭拗想來也傷腦筋。直播煙花的電視台主持回應拍檔看到「中國人」煙花時，居然說，「恭喜你，你是中國人了!」對「中國人」身份的肯定已淪為一種遊戲式的輕狂言語，香港人今天選擇在這種奇觀式的歡笑聲中度過十周年，畢竟繁榮穩定，經濟力量壓倒一切。

如果把九七版「臨流鳥」看作是香港人從自身出發，看自己這座城市的命運，表現對家國焦慮的話。零七版的「臨流鳥」則把十年前單一的視角變為多種視角，香港也由一個單純的看者，同時變成被看者。戲中表達的不再是單向的父權壓迫，前途焦慮，今天戲裡多了幾分比較與對照，矛盾的情感凝結為更為複雜的情緒，不認不認還需認，認了代表愛嗎? 甚至愛的定義是甚麼?

2007版「臨流鳥」起首便有《慶回歸》一曲，歌詞從「盼回歸，你我期待」發展到「慶佢條命……迎佢條命......」歌曲刻意前後矛盾，表達的不外是歌詞中「駛七咁驚」的那份不甘心，到最後「你仲年輕，咁先至驚」的無力感。究竟香港人害怕些甚麼呢? 回歸祖國十年後的「臨流鳥」有没有給出答案呢? 這種複雜的情緒又以甚麼方式在劇中呈現呢?

陳炳釗的「臨流鳥」採用綴段式結構，打破傳統劇場的線性敘事，以遊戲的方式消解質問歷史的沉重感。但究竟要有多少個片段呢? 片段與片段之間的關係如何? 全劇是隨意拼貼組合的有機體嗎? 讓我們借用文學批評的一句套語「形散神不散」來看「臨流鳥」。 如果勉強為「臨流鳥」總結故事的話，或許可以歸納為幾個方面，一是家庭，二是考古隊，三是演員自身，當然還有穿插於全劇的抽象意念演出，如白裙演員扮演的臨流鳥，白布和紅布的裝置等等。舞台所呈現的時空有時是單一，有時是重疊，演員有時在多重時空中的演出，甚至會使其假定的身份出現一種曖昧與模糊，如考古隊員上場後，家庭成員仍在舞台的一邊，有時靜默，有時做形體動作，虛實的界線一早已被打破。觀眾難以在腦海中建立統一的假定性，全劇的人物、時間、空間皆在一浮動游移的狀態下。「形散」是導演刻意建立的風格，希望藉著疏離的演出，對問題多面呈現，引領觀眾對今天的香港進行深人思考。

接下來，就是「神不散」的問題，「臨流鳥」據場刊所載共分四場，分別為「九七記憶」、「探方顯現」、「港人圖騰」及「十年回歸」，每場都有數個小節，導演這次採用前後兩邊觀眾席，中間橫向舞台，演員兩邊走位的方式，精巧的場面調度使全劇雖有數十小節，但無須暗燈換景，整個演出流暢自然，一氣呵成，演員的走位也讓觀眾能看到更立體的表演，本來這種安排可以使戲劇要講的主題更為突出。但因為調度隱去了分場，模糊了場與場之間時空的轉換，內容與時空的大幅跳躍，觀眾也就容易失去方向，捉不住究竟全劇的重心在哪裡了。

如全劇起首家庭的問題遊戲，年青人向父系追尋自己本源不果，只有提問，没有回答，父系的沉默甚至到最後病入膏肓，都再再顯示創作者對歷史的悲觀先決態度。而與之相對，母系不斷提供湯水與食物，企圖掩去問題，轉移視線的手法也可視之當今香港的政治現實。從家到國，舞台上的演員忽然變成歌者，一曲曖昧的〈慶回歸〉把香港人十年後的不甘心與焦慮唱出。而後，隱約傳來國歌，從遠到近，一眾演員靜默，分場表把這一幕名為「透明的恐懼」，政治態度不言而喻。第一場從家到國，創作者一開始就把對國的質問定性為一場只有問没有答的單向遊戲，和1997年的「臨流鳥」相比，起首這種從香港看問題的單向視角倒是一貫的。

第二場考古隊上場，「挖掘」與「碗」延續了上一場兒子對父親有關家族史的質問，這裡演變成對生活與土地的考掘。這裡比較有趣的是，2007年加入了三位新演員，一位來自陝北，一位來自北京，一位來自日本。導演充份地發揮了各演員的特長，表演除了最明顯的語言差異外，更有意思的是，因著演員，原本以香港為本位的單一視角開始變得多元化起來，香港在此時，又成為一個被看者。來自陝北的演員因著帶口音的廣東話，也帶出語言政治；而來自北京的演員最初上場被當成偷渡者，其後又變成「自由行」，從「大陸妹」、「港燦」到「自由行」，香港人的矛盾與複雜心情藉兩位內地演員的演出表達於舞台。戲劇起始對歷史與父權的質問在這時也變得若有若無，對空間的關注在此時超越了對時間的關注，既然加入了香港被看的視角，可惜導演没有充份利用(其實另一位導演張藝生可以說是在台灣工作與讀書的香港人，可惜劇中未見一絲台灣視角)，廣東話與普通話的權力之爭，北京與香港城市發展的對照，兩地文化人的生存狀態，日本視角的功用? 以上這些與香港後九七時代人們的心態，或者歌詞中的「驚」又有甚麼關連? 導演對後九七顯著的社會問題欠深入發揮，香港與母體的關係只是點到即止。

2007年版本的「臨流鳥」最為人關注的或許是語言的政治，劇中展現了廣東話、英語、普通話、日語、甚至還有陝北話、泰語…… 紛呈的語言狀態比起十年前版本的單一聲道複雜許多，展現了後九七時代廣東話與英語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無敵姿態，其中北京演員何凡字正腔圓的普通話演出，被看作是理所當然，實際上可以作更多語言政治的發揮。另一方面，香港回歸十年，最多人討論的文化身份，在劇中以茶餐廳訪問帶出。這一場，演員做回自己，扮演應徵茶餐廳工作，老闆要求演員講出自己與大陸的關係外，更要出謀獻策，講要開設怎樣的港式茶餐廳。這一幕演員載歌載舞，氣氛輕鬆，在閒話家常，妙想天開的對答中，把香港人融薈中西，靈活變通的活力感帶上舞台，也是觀眾反應最佳的片段。

講到這裡，我們回到全劇起首的家庭遊戲，茶餐廳似乎離開歷史的考掘，對父權的質疑已有好大一段距離，觀眾已沉醉在某些幽默生動的小片段中，如日本演員以日本人遊客的眼光看港式茶餐廳，演員諧擬歌星，明星，作扮演的扮演，引誘小朋友出屋，取得哄場大笑，但觀眾在思考這一幕的意味時，腦海裡能連接上歷史、父權、文化身份等議題嗎? 還是模模糊糊地想，被父親困於屋內的小朋友代表甚麼? 父親代表甚麼? 引誘者代表甚麼? 引誘的內容代表甚麼? 這一切的苦苦思索到頭來只會降低欣賞的愉悅，還是聽聽演員唱出諧謔版的《香港始終有你》有趣，甚麼也別想吧。

拼圖遊戲式的結構可以讓觀眾隨意思考開放，但各式拼圖的內容與關連卻不能隨意，要不然，全劇的場次與長短是如何裁剪編排的呢? 總不會想到精彩小片段，就演出多少吧，表面的亂，內裡總會有導演精心安排的序吧。

導演有太多的話要說，太多的精彩現象要呈現，太多的深度主題要表達，雖然它們都在歷史的名下：如沉默的父權、對自由的渴望(逍遙遊的吟誦)、語言的政治、雙城的對照(北京城之現代化與波希米亞族之匿隱)、對歷史的遺忘與強權的重塑、對香港本土人類學的考證……這麼多講不完的主題，以拼貼的方式展現舞台，很難不冗長與雜亂。主題過度的跳躍也使觀眾抓不住全劇的重心。不如忍痛減去部分場次，把某些場次挖深拉闊，而場與場的銜接在主題上做更緊密的關連。這樣，形雖然散，但神不散，觀眾便容易跟隨導演的意向作出思考。

「臨流鳥」的舞台設置簡約，但意象鮮明，井字形的舞台，初以白布覆蓋，也可解作考古發掘現場，中間的洞實解為考古挖掘中心點，虛解為歷史的黑洞。演員穿梭於洞中，出入歷史，在懸挂的出土物(以碗為象徵)下講述各種故事，精簡出色，意味深長。後半場紅布的意蘊突出，象徵香港被紅色母體政權回收，舞台上鋪天蓋地的紅色的力量，在這裡並不代表活力與喜悅，而代表焦慮，演員其後的演出也愈見沉重，步步為艱。紅色與歷史成為後九七時代吞噬「臨流鳥」的力量，從1997開始「臨流鳥」貫徹十年的擔憂在2007年一眾演員的歌舞聲中，又顯得那麼頹然無力。

「臨流鳥」中「咁先至驚」的「驚」是歷史由來的複雜問題，也是香港在世界殖民地史中最最例外的例子。十年了，還養不熟，不是說「中央給不給普選，要看香港人有多愛國嗎?」這或許就是驚的來源，究竟怎樣才算愛國呢?表面上看，2007年7月1日上演的「臨流鳥」高唱「慶你條命」是給特區政府贈興，戲中表現的情感用知名親中愛國人士的名言，可稱為「陰陽怪氣」。但愛之深，責之切，戲中對香港這片土地，對歷史的念茲在茲，對遺忘與逝去的焦慮，不正是愛的表現嗎? 只是，十年後「臨流鳥」那「消失的翅膀」，缺乏一點「責」的根基，對香港十年社會的轉變也欠缺一點深入的探尋。

惡女的手套

向田邦子最新散文集《午夜玫瑰》由麥田出版，裡面收錄了邦子的一些遊記與食經，還有數篇人物談。

書中有篇叫〈找手套〉的文章，熟悉邦子的讀者對故事肯定不陌生，講她因為遺失了一隻心愛的手套後，找不到喜歡的，整個冬天便索性不戴手套，固執的完美主義者，堅定地行心中所想，甚至追求的是甚麼根本自己也太清楚，縱使人們覺得這個女子的脾氣又怪又臭。書中有幾段很動人，現代女性讀了肯定會會心微笑。

邦子的上司見她這樣，便對他說：

「妳現在這樣意氣用事，恐怕不止是手套的問題。」

我聽了心裡一驚。

「男人也就算了，女人不能這樣，幸福會逃走的喔。」

他笑了笑，又清楚地補充了一句：

「不趁現在改過來，會後悔一輩子的。」

邦子聽了這些話，沿著電車線走回家，最後苦思的結果很有意思：

七、八年前，我在石川達三的作品中看到一句話，雖然不知是否正確，不過意思太概是這樣的：「現今，死到臨頭還不認錯者，稱之為惡女。」

結果，邦子一世都在做惡女。

楊德昌與我的大學時代

7月1日，香港回歸十周年，下午六點在文化中心看完「臨流鳥」急步回家，離開尖沙咀看煙花的汹湧人流。

在火車上的新聞看到一條很小的字幕打出來，台灣導演楊德昌在美國病逝。

大學時斷續旁聽了兩年黃愛玲的電影課程，卻始終没有修讀，因為學分有上限，想要修讀的又實在太多，藝術系的，建築系的，電影課，選擇了逢星期五早上去旁聽。或許是那時自已去圖書館找楊德昌的舊片來看吧，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斷續的分了四次才看完，還記得是LD版本。現在遙想起來，竟與侯孝賢甚至蔡明亮早期的電影有些影像重疊，同樣是青少年的慾望，衝動，殘酷與無奈。不過牯嶺街少年的歌聲卻是記憶鮮明。2000年第一次去台北，在城市閒逛，無意中碰上牯嶺街，那是條很寂靜的街，是七月炎夏的一個下午，在台北的城市無目的浪遊，只記得沿途不停地在便利店買水， 一路走下來喝了好多支水。後來，走到大安公園，是黃昏吧，坐在木椅上休息了好久，想起蔡明亮《愛情萬歲》中女主角在大安公園的哭戲。六天的台北之旅，總會無意中牽動台灣電影中某些場面，譬如楊德昌電影中乖乖的國中女生。那次的台北之旅，和在美國加州認識的一位台北女生會面，約了在台師大附近的茶館，她的男朋友也來了，閒談間知道他們是北一女和建國男生的組合，一起參加聯校合唱團認識的，看來我對台北的印象不得不如此典型化了。

後來有一年的電影節，看了楊德昌的《一一》，真正認識清楚了這位導演。電影中吳念真的中年危機，金燕玲在宗教的家庭間的掙扎，女兒對愛情與親情的迷惑，小兒子洋洋的童年視角，都令人動容。在看《一一》的前後，其實看過楊的《麻將》與《光陰的故事》，這段時光，也夾雜了個人在親情與愛情上的成長。與《一一》的故事一樣，人總會經歷成長、死亡、在感情上與家人，朋友的種種關係，在工作上的起起伏伏。那時和我一起逛台北，看一一，與洋洋一樣只愛拍背影照片的男生已一早遠離我的生命，人總會有各自的成長。

結緍後，整理我和丈夫各自的DVD收藏，原來大家都有《一一》的DVD，但兩個人到現到還没一起再重溫看這部片子，以前和誰看已不重要，現在只想和身邊人一起晚上坐在沙發上，重頭到尾再看一遍。

下火車時，好想買一束薑花，白色的清香彷佛已在身旁飄蕩。花店的女主人告訴我，最後一束薑花剛賣完，不如買百合啊，於是買了一大把白色百合，拿在手中，一路走回家。